一代大师的传奇人生

 

佚  名

 

不要“皇帝祖先”　自己当始祖

启功先生的祖上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他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 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启老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启功的父亲未及踏入仕途便于19岁过早地夭亡，当时启功刚满周岁。在祖父的关爱下，启功才得以上学念书。启功当时想：“你供我上学，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遵从“母命”与妻患难与共

    启功21岁时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章宝琛不通文墨，但自她来到启功家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功为“家”操心，使启功对她由“同情”逐渐转化为“爱情”。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启功也在劫难逃。“文革”时期启功被拘留审查，幸亏章宝琛有胆有识，早把家里一切“犯禁”的东西统统包装严实埋藏好。一次红卫兵逼问启功：“你是清朝的孝子贤孙，封资修的东西一定不少？”启功也幽了一默 “实话实说吧，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老朽虽系皇室后代，想当孝子贤孙还当不上呢……”从此门上就贴了两道大封条。

独自开创“五三五”字体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启功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三怕”与“二不怕”

好多人都知道启功的“三怕”与“二不怕”。启功第一怕是“怕过生日”，所以北师大把给他办90岁生日的活动改为庆祝他从教70年的研讨会和书画展。第二怕是怕沾上“皇家祖荫”。第三怕是怕良朋给自己介绍老伴。当夫人撒手人寰后，启老家中可谓“门庭若市”，这可吓坏了启功。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启功的“二不怕”，即一不怕病二不怕死。面对颈椎病发作，要他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启老，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便言：“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 ”

某日，有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赝品，恰巧被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早在1978年，66岁的他风头正劲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其诙谐幽默，充满字里行间：“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晚年生活恬静幸福

北京师范大学红6楼102室，案头的闹钟将时间定格在2005年6月30日凌晨2点25分。这一天，93岁的启功先生驾鹤西去。

多次经历与亲人生离死别之痛的启功无儿无女，孑然一身。但他的晚年却也享尽天伦之乐。自1979年起，启功就和侄子章景怀夫妇同住，他将他们视作亲儿子、亲闺女，他们也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侄孙章正绕膝长大，启功还体会过含饴弄孙的乐趣。

水管工求字不拒绝

75岁高龄的刘忠敏退休前是北师大教师，他告诉记者，“北师大的一些普通工人都藏有启功先生的真迹。”启功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水管工、电工到他家服务，向先生索字，先生总是一边谦虚地说自己的字写得不一边问对方的姓名，铺纸题字。先生后来到香港、日本举办展览，书画拍卖所得的2000多万元，全部用来成立“励耘基金会”，捐资助学。

 

 

 

 

 

 

56年的相濡以沫

 

黄  静

 

徐采栋，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在这里，我们要讲述的不是徐老作为冶金物理化学家的学术造就、作为贵州省副省长时的实政勤干，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时“老马向西行”的精神，而是他与夫人欧阳善珠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爱情历程。

1946年，一艘轮船从重庆开往了南京，就在南京火车站，徐采栋和欧阳善珠第一次见面。一段爱情故事就从这一刻起，开始了……

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巴黎，通信订婚

当年，徐采栋是在重庆矿冶研究所，因为要去北京而在南京转车。与他同行的同事的爱人在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工作，正好和欧阳善珠是同事。欧阳善珠和徐采栋都是江西人，同事有心要介绍他俩认识，便一同去送站。现在，欧阳善珠还能依稀想起第一次见到徐采栋时的印像：“觉得他人挺精神。”

相识时，徐采栋27岁，欧阳善珠22岁，说俩人是一见钟情，也不为过。此后，他们开始了鸿雁传书。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他们结婚。

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徐采栋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这次公费留学考试是当时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参加考试的有几万人，录取的只有一百多人，并都在报纸上公示。徐采栋榜上有名，考取了法国格罗布电化电冶高等工业学院，欧阳善珠在报上看到后很是喜悦，至今还收藏着这张报纸。

出国前，因为要进行语言及礼仪培训，徐采栋再次来到南京，这也成全了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徐采栋1946年9月去了法国，他们始终没有间断过书信传情。因为二战后，法国经济萧条，徐采栋在巴黎的日子很艰苦。“老徐在法国时都没喝过牛奶，规定牛奶只供应小孩。到了节假日，肉类食品凭票定量购买，老徐想打个牙祭，可一看到排着一公里长的队，就放弃了，他花不起这个时间。老徐就把票给房东太太。”欧阳善珠得知后，特别心疼，“看到他寄来的照片，真是瘦得不得了。”

1948年，他们决定订婚。按照当时的习惯，两家父母登报启事。因为他们的家人一边是在江西，一边是在贵阳，他俩约定各自在所在地登报。于是，一个人在南京，一个人在巴黎，分别刊登订婚启事。

因为爱人，回国后选择贵州

1949年，徐采栋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惟一想到的就是回国。但他也曾犹豫着，因为做会计工作的欧阳善珠希望能去国外学习先进的财会知识，她甚至已办理好了签证。

然而，欧阳善珠的留学梦想至今都没能实现。她选择了徐采栋的选择，因为新中国即将成立，百废待兴，正需要他们这样的科技人才，他最终坚持了回国的打算。

徐采栋回国前，欧阳善珠已随撤离的南京政府来到广州。1949年7月，徐采栋回国经过香港，欧阳善珠也相约而来。8月4日，他们在香港结婚了。

离别三年之久，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结为夫妻。

婚后，他们面临的是选择一个居住地。徐采栋归国前，当时的教育部准备把他分到广州工作，但徐采栋最后还是选择了贵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阳善珠。因为抗战，她小时候就随父母由江西迁到贵阳，她对那里很有感情，而且一家亲人都在贵阳。

随后，徐采栋在贵州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

炼出了贵州的第一块铝

之所以选择贵州，徐采栋还有另外的想法；“我是搞冶金的，贵州有全国最大的铝矿。”贵州这片贫穷的土地，却被徐采栋视为沃土，滋养着他，成就了他。

“贵州的第一块铝就是我在实验室里炼出来的。”徐采栋为此自豪，其实，欧阳善珠更是引以为荣。她和丈夫一起用铝箔剪成五角星，连同炼出的第一块铝块献给了省委。

刚到贵州，徐采栋在担任贵州大学的教授的同时，还担当着贵州工业厅技术室的骨干。“大学离贵阳市很远，老徐每周有20多节课，还要抽空回贵阳搞科研，而且都是骑着自行车来回跑。”一直很有事业心的欧阳善珠不得不暂时放弃工作，照顾刚刚出生的儿子和徐采栋从江西老家来的妹妹、姑母。

她没有埋怨，只有默默的支持，无论是后来徐采栋当了贵州工学院的副院长，还是贵州省副省长。她没有让丈夫为家务事心烦过，她知道有比家里更重要的事等着徐采栋。

欧阳善珠工作上，她也很谦让，为的也是不让别人说长道短。后来，她在省工业厅当会计，直到她退休，一级工资都没有长过，因为领导说她条件好，让她让给别人，她没说什么就让了，她只要踏踏实实地干好工作就行。她说，这是祖父对她的教诲，祖父看重儒家道义，她八个弟弟的名字都是祖父按照“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取的。

文革时，徐采栋和欧阳善珠都遭到了批判，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互相宽慰。徐采栋挨斗时被扇了耳光，觉得很屈辱，欧阳善珠说，“没什么，那么多老干部都挨了批、挨了打，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就行。”徐采栋被打得耳朵流了血，他怕爱人难过，还笑着说，“耳朵是被树枝刮出血的。”欧阳善珠一直没有忘记这句“玩笑话”。

桑榆暮景全家共相伴

1992年，跟随着徐采栋到九三学社中央任职副主席，他们全家迁往北京。如今，两位老人和他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孙子同住在一起，幸福自不用说。

徐老家的桌上摆着一大盒“怪东西”，要不说还真看不出是什么。欧阳善珠说，这是帮徐老卷的烟。徐老烟瘾大是出了名的，而且一般的香烟已经满足不了他，于是，只能拿贵州带来的烟叶直接卷成烟。每年冬天放暖气时，就是制烟卷的好时候。他们要把烟叶弄湿，卷成卷，再放在暖气上烘干。每次都做好几大盒，足够徐老抽一年。

在客厅墙上，一眼就能看到二老的现代婚纱照。原来，1999年是他俩的金婚纪念日，那时，徐老已是80岁，欧阳善珠75岁，他们在孩子们的簇拥下去照相馆拍了婚纱照，并选了这张最满意的挂在了客厅。

现在，徐老是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兼院士委员会主任，每周有三天要去办公。欧阳善珠也闲不住，在老年合唱团、老年模特队中，她可是年龄最老的队员。别说，徐老还特别支持她，合唱团有比赛时，徐老会去观看，在女儿给拍摄的DV中，徐老一边拍手，一边哈哈直乐。模特比赛时，服装是自备的，欧阳善珠说，“每次做比赛服装，都是老徐出钱赞助。”

幸福洋溢在欧阳善珠的脸上，记载着56年的相伴相知。

载《人民政协报》2005-7-13

 

 

 

 

 

 

 

 

 

 

 

 

 

 

 

 

 

 

她为何感动了中国

 

戴   红

 

“这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她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人们的偏见和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工程，她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阳光，希望能照进艾滋病患者的心田。”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十大年度人物”颁奖词

“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霍尔克里（第55届联大主席）

“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评选结果在中央电视台揭晓后，高耀洁的事迹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近百家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数十家刊物用她的照片作封面。据报道，央视此次评选活动，不论背景、身份、知名度，只要所做的事足以感动人们、感动中国。

3月初的一天，笔者拜访了这位被誉为“中国的德兰修女”、“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九三学社社员高耀洁。

初识高耀洁

上午九点，高耀洁如约而至。她比我想象的瘦小、孱弱。身着老式衣衫，戴着廉价花镜，一口浓重的河南话，亲切宛如邻家奶奶。

没有寒暄，切入主题，她递给我昨晚连夜赶写的材料。

“这是吴仪副总理和河南省李克强书记接见我时情况，我重点反映了如何解决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和打击假医假药问题，领导同志非常重视。”

话题很快转到了她救助的164个孤儿。瑟缩在冷风里的孤儿们迷茫的泪眼给她留下了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印记。

“孩儿们太可怜啦！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村子，透过一扇没合上的大门看到一幅惨景：一个女人上吊了，两岁的男孩抱着妈妈的后脚跟，边啃边喊，‘娘，你下来，你下来啊！’。这孩儿的父亲16岁开始卖血，已经感染艾滋病死了”。高耀洁说着声音哽咽了，眼睑处闪着泪花。孩子的哭声撕碎了她的心，从此她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了艾滋孤儿身上。

从1999年至2002年，她用三种渠道给孤儿寄钱，总计在8万元以上。后得知，这些钱大多数没有用到孤儿身上。

2001年高耀洁给高丽、高岩寄了1100元，大多数被她叔叔赌博了，两个孩子三个月没有吃上盐！冯团伟才13岁，每期高耀洁都给寄学费，可伯父伯母不让他读书，叫他去工地卸石子！女孩就更惨了。高耀洁帮助过一个14岁的少女打官司，把她从一个30多岁的无赖手中解救了出来。然而更多的女孩还是生活无着。

高耀洁坐不住了。找政府部门、找妇女组织为孩子争取合法权益，四处奔走找家庭没有子女且条件好的人家收养这些孩子。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电话打到她家，她动员了很多好心人领养孩子。

高耀洁翻出一张照片，一个穿得圆滚滚的男孩正对着镜头笑。她对我说，噫！这个孩儿可惨，没有衣服，冬天穿条破单裤，脚都冻烂了，白骨头碴子露着，我亲眼看见他用小手抓把炉灰往伤口上洒......

“你看，这是我给她做的花棉袄和棉裤。我对他说，跟奶奶去山东吧。他说，奶奶，山东有馍吃吗？我说有。他问什么馍？我说白馍。孩子咧开嘴笑了，奶奶，我跟你去。”

高耀洁泪眼婆娑，脸上的皱纹更显得深了，刻满了母亲的慈爱。

人们谈艾色变，不仅是缘于爱滋病对人的生命构成的严重威胁，更是因为它的传播途径之一是性乱和吸毒。以往的宣传多偏重于对性传播的防范，而忽略了对采血手段和血液制品应有的监控，不仅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一些地区艾滋病的蔓延，还把那些因贫穷卖血、又因卖血染病并殃及后代的贫苦农民推向无助的深渊。

1996年，一位女性疑难病患者下腹部的暗紫色斑点引起高耀洁的怀疑。一化验，果然是艾滋病。原来是她早些年生病输血时染上了艾滋病毒。几天后，病人撒手西去，她丈夫在她坟前睡了十多天。他后悔呀，后悔，悔不该自己要求在前些年的手术中给妻子输血！

病人输的是血库的血！血库被艾滋病感染，那受害的决不止这一位。原来高耀洁误认为艾滋病是性乱、吸毒者的专利，后来接触了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后才知道，其实医源性的“血祸”才使这些无辜者面临灾难。

从此，高耀洁走上了“防艾”道路。1996年起，高耀洁开始自费编印“防艾”资料发放，几年来，一共发放了67万份！

这是一个７０多岁的老人啊！天还不亮，她背着装满宣传资料的背包奔向火车站，在中原的寒风中，她见一个人给一张。常常是过路人接到后，眨眼就扔掉了。夜幕来临，星星闪烁，绰绰人影脚踏着白纸片片。高耀洁弯腰拾起被扔掉的传单，掸掸土，又重新背回家……

她拿着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散发，小姐们如见洪水猛兽东躲西藏。“老太婆快走，客人看见谁还敢来这！”夜总会老板闻讯赶来，象见了仇人似的把她撵出门去。

马路上散发效果不好。在熟人的帮助下，高耀洁与医院、学校、农村、报亭等建立了联系，定点发放，还尝试过随信送达。经过摸索，高耀洁找到了最有效的传阅方法，在演讲前发放。她每年都要向群众宣讲３０至７０场，每次发放几百至几千张。

就是这样，高耀洁写啊！编啊！印啊！讲啊！她的足迹踏遍茫茫中原十几个县、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

2001年3月的一天，早上五点高耀洁从郑州乘火车到驻马店换长途汽车，途中堵车，晚上八点才到新蔡。九个多小时，车里挤得透不过气、喝不上水，到目的地时她两脚肿得不能走路，双腿疼得无法站立。

谈到这，我要求她让我看看那双缠过足的脚，真是令人惊诧！无法想象，70多岁的老人，畸形的双脚，佝偻的身子，是怎么一步步地走过那无数的荒村野径！更何况，她只有五分之一的胃并患有严重的肝硬化！

高耀洁十分疲惫。她昨天刚从艾滋病村回来，今晨４点就起来准备材料，后天又要去南京演讲，每天有大量的电话接待、信件回复，显然已经极大地透支了体力。

她躺在招待所的床上，不到一分钟便酣然入睡。这时的她才更像一个77岁的老人。

听高耀洁的故事

无知使“恐艾“走向极至——2000年夏，高耀洁在某村村东头发现地里麦子枯焦，蔬菜腐烂。村民房子向东的窗户都用砖头、泥巴堵死。村民告诉她，一女人卖血死了，埋在村东头。村民怕麦子、蔬菜里有艾滋病毒；怕东边吹来“艾滋风”；走路绕着她家走，怕踩上亡妇的脚印；亡妇的丈夫摸了一下邻居的柳条筐，筐主人马上就把筐烧掉，怕染上“艾滋气”。

2001年高耀洁接到临颍县一钱姓农民来信，说“我们这一带传说吃了今年的西瓜会得艾滋病，说是病人用血液浸泡西瓜种子。现在村里人都不敢吃西瓜，希望能给我个答复。”睢县一位病人来信，说她的孩子没有病，可附近的学校都不收，亲戚邻居跟他家人讲话都不敢靠近。……

高耀洁救助艾滋孤儿，许多人避着她怕染上“病毒”，有的领导也莫名其妙地躲她很远。

这个节她过得很清静——2002年春节，高耀洁从村里领了3名孤儿来家过年。来家之前，她领孩子们到省防疫站做了HIV检查，呈阴性，但健康的孩子还是遭到成人歧视。她身为大学副教授的儿子反感母亲的做法。“快把孩子送回去，万一有艾滋病呢？”恐艾症使他拒绝与母亲一起吃年饭。同样的心理也发生在给高耀洁拜年的一位医生身上。她神情紧张站在门口，借口有事，辞别而去。事后，她解释自己的失态：“艾滋病，传染病嘛，宁可信有，不可信无。”这个春节，高耀洁过得很清静，孩子们在她家住了11天。

有人打电话威胁要杀她全家——1997年的一天，一对在火车站痛哭的夫妇引起了高耀洁的注意，原来他们看了报上的假广告给患癫痫病的儿子吃了“祖传秘方”后，4岁的孩子中毒身亡。从这起，她注意起报上的广告，发现省内报上多而杂地充斥着治疗性病的广告。“难道河南是性病大省？”强烈的责任感驱使她暗中踩点观察，亲眼看见某医院承包出去治疗性病的科室中，她亲眼看见承包者调包药品，给患者注入生理盐水，化验的尿样倒掉后在化验单上直接划加号，没病的变有病，小病变大病，不是性病说成性病。一个女大学生患了尿路感染，被确诊为“性病”险些自杀。

高耀洁震惊了！1998年她花了800多元订了19种报纸，专门搜集游医广告，然后按图索骥，根据事实真相写出了报告。她将报告面呈省长马忠臣，马省长批示：限期整顿非法医疗活动并将此事作为一件大事常抓不懈。一场整顿假医、假药、假郎中的活动在全省展开。

然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某报社中层领导不满高耀洁：“这个老太婆把了一抓子，我们少收几百万（广告费）！”高耀洁女儿是皮肤科医生，打假开始后，承包的游医被赶走，医院创收受影响，女儿面临很大压力：“有人告黑状，不管医院死活。”女儿被迫辞去工作。1998年1月，高耀洁接到一个恐吓电话：你再多管闲事，小心你的全家！

走进高耀洁的家

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大夫给我们开门的同时家里电话铃也响了，他便蹒跚地走向电话机。放下电话刚想寒暄几句，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老人冲我们无奈地笑了笑，再次拿起了听筒。

这套位于郑州市红旗路一个小区内的新房是儿子借给老两口“暂住”的。高耀洁的老屋是１９５４年建的，早已破旧颓败。医院曾经分过高耀洁新房，可她的算盘是：“住新房就得花钱买，钱都用在买房上了，印材料的钱哪找去？凑合住呗，能救活个把人比买房子值……”

房子是新的，可家具都是老的，几堆书布满房间的各个角落，那是她用获得的奖金等自费编印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鲜为人知的故事》等免费赠阅的书籍。唯一能透出现代气息的，是4年前清华大学学生捐赠的电脑。正面墙上悬挂的两幅立轴“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是她的人生理念，另一幅别人送的书法“她有太浓的爱、太软的心”，诠释了她的心路历程。

不显眼的柜子里摆放着让她享誉世界的荣誉：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乔纳森．曼恩健康人权奖，授奖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她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的女活动家”；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她为“亚洲英雄”、《商业周刊》授予她“亚洲之星”称号，英国前首相梅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她颁奖；2003年获“亚洲的诺贝尔奖”——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马尼拉市市长授予她荣誉市民，赠送给她一只金钥匙。

卧室墙壁立着一大排柜子，里面装的是她收到的全部信件，所有的信件都登记在册，便于查找。仅从1999年至2003年6月，她就接到了8000多封信，现在仍然以每天十几封的速度递增。

高耀洁端出一个大抽屉，里面全是照片，记录了这些年她在“防艾”路上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有很高的资料价值。高耀洁的记忆力惊人，她能脱口说出每一个被问及的与她相关事件的准确时间和涉及到人员的姓名，这使得你不觉对她早已过古稀的年龄产生错觉。

她一张张地翻弄着照片，思绪又回到艾滋病村，回到她挂念的孤儿们身上，时而面露微笑，时而热泪潸然。

一个4、5岁的孩子抱在高奶奶怀里，小肚皮上一片片猩红的疹子，凹陷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失神和无助……这无辜的孩子早已离开了那个对他来说太不公道的世界；弥留之际的父亲已是形容枯槁，在肮脏不堪的被窝旁一双长着圆圆脸的小兄妹对着镜头，留下对今后期待而又茫然的目光；父母都死于艾滋病的少年，瘦削的肩膀托着显得过大的脑壳，脏兮兮的小胳膊上刺着“仇”和“杀”，发誓长大后要给父母报仇……。这些照片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以及许多省台的节目里，多少人为之唏嘘，更多人为之惊叹！

一群孩子穿着厚实、鲜亮的冬衣，围在高奶奶身旁（这是高耀洁接那些已经送出去的孤儿们回郑州过年时照的），还有艾滋孤儿们和其他孩子一同上课、玩耍的照片，都让高耀洁露出笑容。“这就是高闯，电视台播放的那个陈祥鸽，被山东陈姓夫妇收养。噫，乖乖！这孩儿可懂事！”“这是王媛媛，高闯的姐姐。有了新爸妈后，你看，长得多胖了。她在读初三，期中考试年级第一名，全校千余人第二名……”高耀洁笑了。

谈话不时被电话铃声打断，耄耋之年的老伴忙碌着。看着他们迟暮的身影，不知为什么让人心酸，这是一对本来可以享受儿孙绕膝天伦之乐的老人啊！1979年，高耀洁加入了九三学社。她始终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而著称的参政党一员感到自豪和欣慰，并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以九三学社的先贤为自己的榜样，以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目标。

2000年，她被九三学社河南省委评为优秀社员；2003年，她被评为社会服务先进个人。九三学社组织在精神上给予了她很大的支持和鼓励。2001年，她带着几个艾滋病孤儿来到九三学社省委机关，受到了热情接待，使孤儿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机关在办公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帮助高耀洁邮寄“防艾”宣传资料，并利用一些机会帮助她发放书籍，千方百计扩大社会影响。

最使高耀洁难忘的，是高耀洁因揭露江湖游医而被诬告时，九三学社河南省委通过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会选派专家，无偿地帮助她打赢了官司，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维护了良知与正义。

“真诚、正义、关爱、宽容——我与九三学社同志共勉”，高耀洁在一张白纸上郑重地写下了她的心愿。

高耀洁为何感动了人们，感动了中国？——因为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她做了；别人舍不得的东西，她舍弃了；别人顶不住的压力，她顶住了！

正如人们所称颂的：她代表了知识和母爱；她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她用五彩金笔，诠释了爱的含义；用弱小的身躯，展现了一个大写的“人”……

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